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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升一流人才培养与创新能力——基于《中国教育现代化2035》的解读
发布时间: 2019-09-17 来源:中国教育信息化

党的十八大提出“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党的十九大进一步明确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时间表、路线图,提出在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现代化强国及“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的基础在教育,优先发展教育是战略之举。2019年2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中国教育现代化2035》,这是党中央、国务院作出的重大战略部署,是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和全国教育大会精神、加快教育现代化的重要举措,教育的基础性、先导性、全局性地位和作用更加凸显。唯有推进教育现代化才能建成教育强国,才能为建设现代化强国提供技术、知识和人才支撑,也只有推进教育现代化方能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夯实教育、人才和智力的根基。

“一流的人才培养与创新能力是衡量教育现代化水平的重要标准”,《中国教育现代化2035》将“提升一流人才培养与创新能力”作为十大战略任务之一,明确了未来人才培养与创新能力提升的总体方向和基本思路。以全球化视角,纵揽国际国内的现状情势、动态趋向,面向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需求,尤其是产业布局和区域发展的战略需要,加快推进“双一流”建设,推动高校分类管理,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优化调整高等教育结构布局,全面优化人才培养结构,加强高校创新体系建设,提高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水平,推进高校科研体制改革与创新,必将全面提升高等教育的综合服务能力和水平,为增强国家自主创新能力和核心竞争力作出应有的贡献。

一、加快推进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

(一)“双一流”建设面临的机遇与挑战

当今世界正处于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的时期。随着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社会信息化、文化多样化深入发展,全球治理体系和国际秩序变革加速推进,各国相互联系和依存日益加深,国际力量对比更趋平衡,和平发展大势不可逆转,同时世界各国还面临着经济增长动能不足,贫富分化日益严重,地区热点问题此起彼伏,非传统安全威胁持续蔓延等诸多挑战。就我国而言,改革开放以来国家经济发展水平不断提高,科技创新能力不断增强,国际竞争力和影响力不断提升。面对国内外经济社会发展的新形势,我国高等教育尤其是“双一流”建设高校必须面向国民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的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结合我国高等教育实际,以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所需的重点领域、前沿技术等为重点,聚焦提升服务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重大问题的能力,进一步提高自主创新和成果转化能力,产生一批有重大影响力的原始创新成果,服务于创新驱动发展的国家战略。

(二)“双一流”建设面临的现实困境

一是如何发挥学科优势、提升服务社会需求能力。服务国家战略和经济社会发展需求是高等教育的重要职能。面向教育现代化2035,一些“双一流”建设高校的学科布局与结构有待进一步优化,直接服务经济社会的能力有待进一步加强。一些学科之间交叉融合程度有待进一步深入,运用学科综合优势服务国家和区域发展的意识有待进一步提升。同时,一些面向主战场的主流学科实力依然偏弱,承担重大项目、产出重大研究成果的能力有待增强,在增强国家发展能力和核心竞争力方面与世界一流大学相比仍有明显差距。

二是如何改革人才培养模式、凸显学校办学特色。“办好我国高校,办出世界一流大学,必须牢牢抓住全面提高人才培养能力这个核心点,并以此来带动高校其他工作”。面向教育现代化2035,一些“双一流”建设高校还存在人才培养模式未能完全满足学生全面发展和个性需求、办学缺乏特色等问题。很多单科性或多科性高校为了招生,都向综合性高校发展,教学课程与内容趋同,失去了自身的特色,培养出的人才也缺少学校特色。另一方面,一些高校的学科和科研优势转化为本科人才培养优势的体制机制有待进一步增强,高水平人才培养体系有待进一步完善,全员全过程全方位育人体系还未完全形成。

三是如何打破“四唯”评价体系、实现科研与教学的平衡。面向教育现代化2035,一些“双一流”建设高校还存在着过度关注学校在大学排行榜的名次,过度强调各类奖项、帽子数量的变化而忽视教学的问题。一些高校管理者对大学排行榜的过度重视,追求提高排名位次、获得更多资源而追随、迎合评价内容,缺乏对自身内涵式发展的理性思考和审慎选择。一些高校为了迅速提高大学和学科排名,优先选择投入建设产出效果显著、周期较短的容易产出获奖数、论文数和项目数的一些学科领域,而对人才培养、文化传承与创新、现代大学制度建立等建设周期长、见效慢的领域投入不足。

(三)“双一流”建设的优先路径

一是必须提升服务国家需求能力。世界各国经验表明,服务国家战略需求,服务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是世界一流大学的共同特征。实现教育现代化,把我国建设成高等教育强国,必须以国际视野和全球胸怀为基点,以“四个服务”为核心,坚守中国特色,挖掘中国文化,紧密围绕国家重大发展战略,围绕世界科技前沿,聚焦国家急需的重点领域等,深入开展一流人才培养和一流科学研究,进一步提升高校服务社会的能力。

二是必须深化人才培养模式改革。以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为目标,进一步深化人才培养模式改革,持续提高人才培养质量。一方面要积极转变广大教师观念,充分调动广大教师进行教育教学改革和创新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多措并举落实教授给本科生授课制。另一方面要以立德树人为根本任务,落实学生在人才培养中的中心地位,完善人才培养方案,注重培养学生的实践能力,满足学生个性需求,服务学生的长远发展。

三是必须构建中国特色高等教育评价体系。“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教育大会上明确提出,要扭转不科学的教育评价导向,坚决克服唯分数、唯升学、唯文凭、唯论文、唯帽子的顽瘴痼疾,从根本上解决教育评价指挥棒问题”。面向未来,“双一流”建设高校必须全面深化综合改革,将服务国家发展战略和社会经济发展作为学校发展的重心,聚力在学校内涵式发展上,持续提升自身能力和水平。同时,我们必须打破传统的评价思维和排名思维,以实质性贡献为目标充分利用现代信息技术,加快构建基于大数据的高等教育质量监测平台,实现对我国高等教育教学的状态进行常态化、动态化监测。

二、持续推进高校分层分类及结构优化

(一)高校分层分类及结构优化的新形势

从世界范围来看,社会经济形势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革,新技术革命的到来正在改变高校的形态和作用,高等教育的职能、管理方式和人才培养体系再次受到挑战。面对高等教育外部环境的巨大变革和内部自身发展逻辑的需求,高等教育的形式和功能不断丰富和拓展,世界高等教育转向多元发展,高等教育分类发展成为国际共识。与此同时,国内经济社会已迈入新的发展时期,高等教育人才培养体系亟需适应产业的转型升级的新需要。此外,我国高等教育普及化阶段即将到来,从发达国家的发展历程来看,高校分层分类与大众化、普及化进程相一致。普及化阶段不仅是数字指标的达成,它更意味着入学对象、学校管理、教学形式、专业布局都将出现新的取向,整个高等教育系统将更加开放化、现代化和多样化。

(二)高校分层分类及结构优化的新诉求

一是高等教育分类发展呈现新的布局,但现有分类体系相对滞后。当前,高等教育系统形成了以省级高校分类设置管理为主、“两条线”“三类型”的分层分类布局,高等教育分类发展进入新时期。不可忽视的是,一方面现有体系加强了高校的层级固化,不利于高校结构的优化升级;另一方面,现有的分类体系以标志功能为主、缺乏预测功能,难以根据各高校的发展目标、办学现状、服务取向等,引导高校在整个高等教育生态中进行合理定位,向高校发展提供切实可行的“最近发展区”。

二是高校分类管理主体更加多元,但利益相关者合作有限。新时期高校分类管理涉及政府管理部门、高校、市场、学术团体等多主体的参与。但目前高等教育分类体系倾向于由单一主体设计和实施,缺乏多元主体共同参与协商、研究和设计的过程。高校作为分类管理的核心利益者自主参与意识有限,对自身在整个高等教育系统中的定位以及内部各要素在发展中的定位还不够清晰。

三是高校类型逐渐多样化,内部发展却时有趋同。我国高等教育体系中的学校经历了分化、合并、再分化,再加之体制机制的创新,高校类型逐渐多元,但学校之间却形成了趋同化的办学模式,尤其是高职高专及地方本科院校区域特色不鲜明、应用型属性不突出,发展目标向重点研究型高校趋同,民办高校在发展过程中体制机制优势发挥有限,公民办高校发展模式不乏趋同。

(三)高校分层分类及结构优化的新动向

一是形成多元主体合力协作机制。以《中国教育现代化2035》明确的高校分类管理指导思想和基本原则为总体方向,结合当前现状及主要问题,加快推动高校分类管理发展,需要建立以国家统筹为基础,地方政府为主导、高校主动参与的共联机制,发挥第三方机构的作用。国家层面负责统筹协调,推动建立多方主体有效沟通的渠道和协商机制,宏观调控资源的分配。省级部门根据国家布局、地方经济发展的需求和特点,明确省域高校的科学布局和结构调整目标,引导高校找准自身的发展定位。

二是制定特色发展导向分类管理办法。当前我国高等教育正由外延式发展转向内涵式发展,高等教育分类管理办法的设计思路也应与多样化发展目标相契合,坚持和遵循描述性目标与发展性目标相结合、统一规定与特色发展相结合等原则,鼓励和强化高校的多样性与特色化。通过分类指导、分类支持、分类评估,使每一所高校都能够恰当定位、特色发展。

三是推动地方本科高校转型发展。“地方本科高校转型发展”是新时期国家推动高校结构优化的关键突破点,但要实现预期分类结果还面临观念、政策、机制上的多重障碍,未来转型之路实现突破必须引导高校观念转型,明晰分类管理是学校差异性和特色性之分而不是优劣高下之分;必须分类指导应用型学科专业建设,制定应用型高校学科建设标准、专业建设分类评价体系,应用型学科和基础型学科并重;必须推动产教融合制度化,加快建立产教融合的制度性保障,清晰明确政府、企业、学校、社会在产教融合人才培养中的权责。

三、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

(一)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的新形势

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是应对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主动选择。当前,主要发达国家都在积极行动,制定实施职业教育战略规划,作为应对危机、促进就业、迎接新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重要举措。我国同样不能例外,迫切需要通过职业教育来补齐技术技能人才储备不足的“短板”。同时,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是我国制造业转型升级的内在要求。我国是制造业大国,但总体上还处于国际分工和产业链的中低端。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要面向当前急需,面向未来产业发展,提前进行人才布局,在人才供给侧改革中破解我国职业教育“大而不强”的问题。此外,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是缓解当前就业压力的战略之举,就业是民生之本、财富之源。国家对于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缓解当前就业压力寄予了厚望,需要职业教育承担更多社会责任和民生责任。

(二)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的新挑战

面向2035,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具备了诸多有利条件和良好工作基础。但是,“与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建设教育强国的要求相比,我国在完善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方面存在诸多问题,还不能满足职业人才多样化、多元化和多向化的社会需求”。一是职业教育办学方向和结构布局有待优化,一些职业院校的教育理念、教学内容、专业设置、培养方式等,与现代产业体系的要求存在较大差距。二是多元化办学主体格局需进一步健全,政府包办职业教育的现状没有根本转变;条块分割、多头管理、政出多门的体制性矛盾仍然存在。三是产教分离堵住了职业教育发展的“命门”,企业的主体作用没有充分发挥,校企合作实践中存在诸多障碍。四是一些地区对职业教育不重视,落实相关措施和支持政策的力度不够,存在“重普通教育、轻职业教育”的做法;社会认识普遍存在偏差,将职业教育看成是一种低层次、低水平的教育。

(三)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的新任务

一是优化职业院校布局和专业设置。坚定面向市场、服务经济社会发展、稳定和促进就业的办学方向,推动技能人才培养与市场岗位职责对接,专业设置与产业需求对接。优化职业教育布局,引导职业教育资源逐步向长三角、京津冀、粤港澳大湾区倾斜,向经济较为薄弱的地区倾斜,向“三区三州”等脱贫攻坚主战场倾斜。对接现代产业需求,加快设置与现代农业、先进制造业、现代服务业、战略性新兴产业等密切相关的专业。

二是健全多元化办学体制。“强化省级政府统筹和部门协调配合,加强行业部门对本部门、本行业职业教育的指导”。鼓励新增职业教育服务和产品由企业和社会力量提供,鼓励企业和社会力量参与境外办学,稳妥推进境外职业教育办学。“加快《职业教育法》修订进程,建立公开透明规范的民办职业教育准入、审批制度,探索民办职业教育负面清单制度”。

三是深化产教融合、校企合作。将产教融合作为促进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重要举措,形成多方协同推进的工作格局。吸引更多社会资源进入职业教育,打造开放的人才培养体系,建立全流程协同育人机制。鼓励支持企业和社会力量兴办职业教育,通过购买服务、委托管理等,支持企业参与公办职业学校办学。

四是扩大职业教育资源供给。增加职业教育资源供给,加快地方本科院校向应用型院校转型,着力培育发展一批高水平职业院校和品牌专业。加强教师队伍建设,合理增加“双师型”教师数量,鼓励职业院校自主聘任兼职教师。同步加大多方投入力度,推动职业教育层次和专业结构调整与区域产业结构调整相适应;深化职业教育经费投入机制改革,同步增加中央财政和地方财政投入,“建立与办学规模、培养成本、办学质量等相适应的财政投入制度”。

四、优化调整高等教育结构布局

(一)高等教育结构布局面临的形势

从国际形势看,区域和产业发展相结合的高等教育布局,国外主要有与产业发展相结合的行业型高等教育布局、与社会发展相结合的城市型高等教育布局和与区域发展相结合的湾区型高等教育布局三种类型,分别以美国纽约—波士顿都市圈与高校群、英国伦敦“知识城市”建设、日本东京大湾区“超级国际化大学”规划为典型。这些国际上比较成功的区域教育布局对我国在新时期构建高等教育区域布局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从国内背景看,理解高等教育布局结构的内涵是探析区域与产业相结合的新型高等教育布局的第一步。高等教育布局理论的发展间接体现了我国高等教育布局发展的历史变迁。优化调整高等教育结构布局要突出教育外部关系规律理论、教育成本分担理论、非均衡发展理论和第三职能理论的指导作用,重视高等教育与社会发展的联系性和互动性,重视高等院校、地方政府和社会资本之间的联动关系,重视高等教育区域布局中学科建设和校园保障设施问题以及人才输出和社会服务问题。

(二)高等教育结构布局面临的挑战

一是高等教育发展机制缺乏突破,制度体系亟待健全。我国高等教育布局战略的研究热点集中于中部、西部、东部三大区域高校布局分布。总体来讲,我国目前高校布局缺乏服务国家战略的发展机制创新意识,制度体系建设亟待更新换代、与时俱进,高校发展布局缺乏清晰界定,发展机制陈旧,存在与国家总体发展战略相脱节的现象。

二是高等教育资源再配置有待完善,整体布局仍待优化。我国区域高等教育资源再配置与整体布局有待全面优化。我国目前高等教育资源布局不均衡,区域之间高等教育资源差异性较大,整体资源配置结构不优,严重影响了我国高等教育资源整体布局。

三是高校集群初现雏形,融合效能有待各发其力。我国高等教育区域性院校集群建设立足于高等教育支撑服务定位,当前高校集群有待进一步发展,区域高校集群之间缺乏整体性协调与配合,高校集群融合发展机制尚未建立。

(三)优化调整高等教育结构布局的新走向

一是创新体制机制改革,建设示范区、创新区、先行区。建设教育改革发展示范区、创新区、先行区的根本是创新体制机制。统筹发展战略影响下的高等教育区域空间布局需要创新体制机制,建立全面涵盖高等教育布局结构和区域经济发展的体制机制创新模式。

二是优先布局特色产业,新增资源向城镇产业集聚区倾斜。优先布局特色产业需要将新增资源向城镇化、产业集聚区倾斜,构建以城镇化、产业集聚区为核心的区域高等教育特色产业布局新模式。国家新型城镇化建设背景下,区域高等教育布局特色产业模式的逐步兴起,优先布局特色产业应从产业结构、特色产业空间、特色产业功能着手和综合考虑。

三是发展行业特色高校,建立应用型、小规模特色学院。重点发展行业特色高校,发挥区域高校布局结构合理性优势,进一步促进区域间教育公平、协调、全面发展,建立应用型、小规模特色学院,通过区域行业特色高校布局建设,促进区域经济和城乡一体化全面发展。

五、全面优化人才培养结构

(一)全面优化人才培养结构的新要求

当前,教育和人才对提高国家国际竞争力的重要作用已得到普遍重视,世界各国正在不断完善相关制度设计和政策体系,采取各种措施优化人才培养结构,大力推进高等教育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促进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随着我国现代化建设步伐的加快,各项事业的快速发展,亟需大力优化高等教育的人才培养结构。产业结构逐渐由以第一、第二产业为主导发展成为了以第三产业为主导,战略性新兴产业也在快速发展,亟需大批与之相适应的高素质人才,为国家发展提供人力保障和智力支撑。创新投入高、科技进步贡献率高、自主创新能力高、创新产出高是创新型国家的主要特征,培养创新型人才是建设创新型国家的基础。新时代,面向中国教育现代化2035,一方面,要使学校教育更好地适应现代化建设的新情况,加强对各级各类社会紧缺人才的培养,努力满足并引领社会人才需求;另一方面,也要不断完善人才培养结构调整的制度体系,构建人才培养结构的动态调整机制。

(二)全面优化人才培养结构的新挑战

一是人才培养结构的动态调整机制还未全面形成。部分高校盲目模仿、片面追求综合化,致使“千校一面”问题突出,人才培养“重理论轻实践”现象普遍,致使高校人才培养与社会人才需求结合不紧密。人才需求预测存在着预测主体不明确、对象不清晰、方法不科学、机制不健全等问题。在当前产业结构转型升级步伐加快、战略性新兴产业快速发展的背景下,人才培养结构还未能与社会发展完全适应。

二是现代化建设急需的人才类型培养比重不协调。高校学科交叉融合度较低、产教融合深度不够、应用型人才培养模式不健全,致使应用型人才培养比重偏低。军民融合方式不当、制度不完善、推进力度不够,国防与军队现代化建设人才培养不足。国家网络安全人才短缺,网络安全管理、预警以及危机处理机制还不健全,亟需大力加强国家网络安全人才队伍与创新基地建设,加强国家网络安全人才培养。

三是人才招生管理与就业创业服务体系不完善。一方面,我国招生计划确定的经验主义明显,一些高校存在着滥用招生自主权的问题,招生计划分配也缺乏科学的方法指导,招生计划管理机制还不够完善。另一方面,人才就业创业服务的组织机构不健全,政策制度缺乏统一规划,系统化程度较低、可操作性欠缺、激励性不够,相关的保障机制也还不健全,面对就业压力,亟需完善人才就业创业服务体系。

(三)全面优化人才培养结构的新方略

一是构建人才培养结构的动态调整机制。通过将学科专业调整与招生计划、经费投入、评估评优等挂钩,加强宏观调控,激发高校活力,引导高校及时适应产业结构转型升级、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需求,扩大高素质创新型人才培养比重,充分利用社会组织及行业企业等主体,统筹产业发展、人才需求、就业情况等各类信息,建立多部门协同、跨行业合作的人才需求预测长效机制,引导高校及时调整学科专业结构。

二是扩大现代化建设急需人才的培养比重。大力推进高校学科交叉平台建设,构建学科交叉人才培养模式,深入推进应用型、技术技能型人才培养;充分凝聚推进军民融合发展的力量,完善组织领导体系,清除制度障碍,营造良好的制度环境,军地合力培养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急需的各类人才;加快推进国家网络安全人才与创新基地建设,构建人才培养、技术创新、产业发展的良好生态,加强国家网络安全后备人才培养。

三是完善人才招生计划管理与就业创业服务体系。深化研究生招生计划管理机制改革,探索建立与科研项目和经费挂钩的招生计划管理机制,构建基本招生计划和调控招生计划分类管理制度,坚持向有重大成果产出及新兴和交叉学科倾斜,提升招生计划管理的科学性;进一步完善人才就业创业服务体系,建立“社会—政府”的双向服务结构,不断完善服务制度、健全保障体系,提高政策的可操作性、激励性、引导性,激发人才就业创业的积极性。

六、加强高校创新体系建设

(一)顺应高校创新体系建设的新形势

伴随着科技革命的兴起与发展,科学技术与世界经济发展的联系越加紧密,并逐步成为世界经济发展的决定性因素。高校创新体系建设在国家创新体系中的作用日益显现,正逐渐成为国家创新体系的主战场,世界各国尤其是发达国家十分重视高校创新体系的建设;高校创新也逐渐形成了规模效益,获得一定成效,在提升综合国力和经济实力方面发挥了重大作用。当前,我国的国家创新体系基本框架已经初具规模,科技创新在社会进步、经济发展中的作用日益显现,亟需在建设创新型国家重大战略的指引下,充分发挥人才培养优势,培养创新型科技人才、建设创新型人才队伍,推动产学研体系构建,引领区域创新体系建设,从而提升国家创新能力,推动建设创新型国家。新时代,面向中国教育现代化2035,必须在高校建设国际一流的国家科技创新基地,全面提升高校原始创新能力,加强应用基础研究,探索构建产学研用深度融合协同创新联盟。

(二)聚焦高校创新体系建设的新诉求

一是高校创新基地建设仍存短板。顺应世界高校创新基地建设新潮流,国内高校创新基地建设速度逐渐加快,建设规模急剧扩大,建设特色逐步凸显。但在具有一定跟从性的大建设大发展之后,高校创新基地建设的短板逐渐显现。高校创新基地建设不均衡,区域间、学校间和基地间差异大,基地重复建设制约了创新基地服务区域经济发展能力的提升。追求标新立异和遍地开花式的基地建设以及高校创新人员绝对数量的不足,严重制约了创新基地集成化程度的提升。

二是高校原始性创新潜力亟待挖掘。高校在全部研发主体中的占比呈现下降趋势,高校经费支出占比维持在中低水平,大师级基础研究人才和高端领军人才稀缺,反映出高校创新投入和创新人才储备不足。高校管理体制与社会发展经济需要不相适应,导致高校难以完全承担加快区域创新体系建设和推动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的重任。高校科技人才人事管理制度缺少针对性,以及科研管理机制和科技协同创新机制的不健全,反映出高校创新管理的制度环境还有待进一步优化。

三是产学研融合程度仍需提高。由于产学研主体异质性差异,各主体融合深度受到限制。产学研融合过程中时而出现政府越位、企业抢位、高校失位等主体定位不准确问题。产学研合作各方利益分配制度不成熟及产学研合作机制调整不及时往往给产学研的深度融合设置了较大的障碍。此外,直接规定产学研合作的法规制度缺乏系统性,知识产权及其纠纷解决的政策法规不完善,以及人员引进、培养,各方人员薪酬待遇,科技成果共享、转化,科研生产设备归属等相关配套政策缺失等问题,凸显出产学研政策环境营造工作亟待改革与创新。

(三)探索高校创新体系建设的新路径

一是建设国际一流的高校科技创新基地。进一步完善高校创新基地管理机制,构建基地全过程管理体系和监督管理体系,完善开放式、流动式的管理机制,优化竞争性的运行机制以及综合性的激励机制。进一步建立高校创新基地联动机制,建设和完善共享服务平台,建立联席会议制度,发挥基地建设主体协同创新的优势。进一步完善人才培养及合作交流机制,制定符合高校科技创新基地特点的人员分类考核、评价和激励政策,建立跨学科的全面型人才流动机制和健全开放合作交流机制,促成有效交流,深度合作的局面。

二是全面提升高校原始创新能力水平。通过科研人员业务素质和专业知识培训、学术交流与合作,进一步提升科技人才的创新力,尤其是提升科技领军人才与青年创新人才的创新力,有效释放基础研究的活力和动力。大力营造宽松的基础研究环境,加强原始创新文化建设,强化科研诚信机制建设,建立鼓励创新和宽容失败的容错机制,营造科技创新氛围,提升创新资源能力。加大国家创新经费投入力度,拓展多种经费投入渠道,为原始创新提升提供资金保障。

三是全力推动高校“产学研用”深度融合。探索建立产学研用深度融合的网络化、全链条、开放式的协同创新联盟,推动我国高水平高校密集地区成为全球重要的创新中心。建立健全产学研用协同创新利益机制,优化利益分配,化解利益分配矛盾,强化利益保障。建立健全产学研用成效科学评价机制,提高资源投入评价、合作过程评价、成果产出评价的科学性。建立健全产学研用创新主体激励机制,强化产学研用协同创新引导、增强协同创新的内在动力。构建产学研用联盟信息综合服务平台,促进建立长期稳定战略合作关系。

七、提高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水平

(一)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的新形势

面向2035,中国在世界格局重构和全球治理体系中将如何发挥关键作用?经济全球化过程中日益呼唤全球治理,自然科学促进人类进步的同时也带来相应的社会问题,如何解决人类命运的共同难题?在竞争与融合加剧的全球化进程中,如何提高中国智库的国际化水平,发挥在全球哲学社会科学中的话语权和影响力?在全球化、国际化、信息化背景下,如何弘扬优秀的中华传统文化,固守全面的思想和价值基础?在信息技术变革和产业革命升级的过程中,如何深化改革、权衡多元利益诉求、保障社会正义与公平?在普遍学习西方理论和研究范式的思潮下,如何向中国传统寻找与传承我们独特的文化基因?在国内外复杂的社会形势下,如何提升执政党的话语权力和执政水平?这些问题都需要我国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做出解答,提供“求真”的问题答案,更需要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发挥“致用”的作用,为党和政府的科学决策提供支撑。

(二)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的新问题

新中国成立70年来,尤其是十八大以来,我国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建设逐步发展,尤其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构建为核心,在理论创新、学科体系建设、人才培养等方面都取得显著成效,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全面展开。但是总体来看,我国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的建设依然面临很多问题,尤其是适应新时代经济社会发展要求的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发展战略还不明确,适应国际形势、解决全球社会治理难题的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建设水平总体不高;培养体系有待完善,教育体系尚不健全,学术评价体系不够科学,管理、保障、激励、运行机制还不完善;人才队伍总体水平有待提升,高层次、创新型人才相对缺乏,具有较强学术、社会、国际影响力的学术大师匮乏,国际化总体水平偏低;以学术影响力见长的高校智库优势尚未完全凸显,专业化水平、高端性、国际影响力等都有待提高。

(三)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的新动向

一是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体系。面对新的挑战,我们要坚定不移地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坚决维护党的领导地位,与时俱进地构建适合新时代、经济社会发展、人才需求的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体系。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不动摇,树立正确的政治方向、价值取向和学术导向,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坚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增强意识形态领域主导权和话语权;实施以育人育才为中心的高等学校哲学社会科学整体发展战略,实现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学生、学术、学科的一体化发展。完善中国哲学社会科学体系,形成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

二是扎根中国的重大现实问题,大力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面对中国现阶段的国情,我们更要扎根中国大地办教育,深入研究我国现状与历史,辩证、理性地借鉴和使用马克思主义理论精髓,指导我国现代化建设改革。要加强基础理论研究,把高校建设成学习、研究和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堡垒和阵地,创新与深化党的理论研究成果。深化开展重大理论问题、现实问题、重要发展问题和实践经验总结研究,扎根中国社会现实,寻求中国问题的解决答案,为世界作出中国贡献。结合中国实际、时代特征、国民特征来推进马克思主义的发展,构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教育的长效机制。

三是放眼于国际视野,追求卓越,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建设现代化新型智库,打造国际化高水平智库要求更大范围的学科融合、更大程度的体制改革、更高品质的研究成果。依托于高校创新平台建设提高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水平,构建更加完善的高等学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创新平台体系。聚焦高校科研与技术力量,促进高等教育与网络信息技术的深度融合,建设交互式智库。整体提升高校智库服务能力,服务国家重大战略需求,深化高校智库管理体制改革,提升智库研究成果的品质,发挥对科学决策的支撑作用。夯实中国特色高校智库专业化的重要基础,打造中国特色高校智库国际化的重要特质,形成一批国际知名专业化高端智库。

八、推进高校科研体制改革与创新

(一)全球科技变革的新进展

完善的创新机制和充分的创新能力是国际竞争力的关键优势,成果转化能力是国际竞争力的核心动能。工业4.0的到来是机遇也是挑战,一系列全新科技的颠覆性变革可能伴随世界格局的重塑,掌握主导性技术才能获得世界性话语权。而高校是国家创新的重要方面军,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亚太教育创新为发展服务计划”(APEID)及“教育部长和经济部长会议”均助力高校科技创新及转化。发达国家更将健全与完善创新科研体制作为战略重点。一是政府与市场协同推进。寻找政府、市场两个主体间权衡的最优解,政府规划关键核心技术突破,市场投资利润偏好技术攻关。二是科研体制保护性和激励性强。重视完善转化、知识产权等法律体系,重视为科研人员提供优厚薪资、优越条件、崇高地位以及优惠税收等福利,并将职务发明专利权归属发明者。三是持续加大研究与发展(Research and Development,R&D)投入。全球R&D经费GDP占比从2007年1.57%增长到2016年2.31%;高等学校R&D投入同样持续走高。

(二)激发创新活力的新挑战

面向中国教育现代化2035,我国高校创新和转化能力相对薄弱,有待提高。近年来高校科技创新数量攀升、成果转化数量加快增长、转化质量不断提升、创富效应逐渐增强,但创新与经济发展相脱节的现象依然存在。2016年高校专利授权14.95万项,签订合同9592项,转化率仅为6.42%;与发达国家差距较大,且尚有部分高校零转化。科技创新和成果转化的问题,凸显科研体制问题。一是经费保障不充分。2017年我国R&D经费占GDP比重2.12%,低于全球平均水平;R&D人员占全国14.3%的高校投入仅占全国R&D经费7.19%,远低于OECD国家同年平均的17.18%(OECD,2019)。二是组织机构不健全。科技服务人员缺失等问题严重,尤其是技术转移机构的巨大缺口极大限制创新成果产权化和产业化。三是激励机制不完善。一些激励政策没有落实或存执行偏差、税收优惠等手续冗长、评价中“五唯”现象严重。四是市场协同不密切。大多高校科研限于论文,部分创新成果不具实用性而无法转化,部分缺乏推广,低效转化,总体经济效益差。

(三)完善科研体制的新突破

一是健全科研支撑体系。(1)加大培养科研后备军力度,拓展项目育人的途径与方式,保证充足的创新人才后备力量,保证研究的持续性。构建科研成果数据开放平台,充分分享创新成果,加速面向社会、面向产业的成果推广;建立一批提供产权保护、维权等专业服务的知识产权运营机构;(2)建立一批提供商业转化、收益分配等专业服务的技术转移机构。丰富科研资金支持方式,充分利用各种基金、强化融资等多元化方式扩大投资保证研发费用;提高国家对高校研究与发展的项目拨款,加强地方政府对本地高校科研创新资金援助。

二是实施灵活激励机制。相关部门要及时调整办事流程,真正落实为科研创新人员的递延纳税等税收优惠、奖励金额不纳入总工资额度等其他激励方式,解决在持股平台转化金额的税收优惠问题;切实落实将创新及成果转化绩效纳入评聘、考核、晋升条件的政策。加大发明者或主要贡献者奖励,激发主体创新活力,推行物质奖励与精神奖励相结合的多元化激励。各部门加快制定、逐步推进和落实适合本部门的科研人才分类评价制度,尽快调整人才评价理念,克服“五唯”现象,提高转化积极性。

三是创建多样化科创中心。充分发挥市场的资源配置功能,让更有经济效益的创新创业尝试获得更多优质资源,促进创新、加快产业化;完善资源共享、信息分享等校企协同方式,在成果转化过程中重视企业的建议;政府为双创平台建设提供丰富“优惠券”,吸引企业入驻、加快队伍壮大、支持师生双创、实现订单式转化、扩大市场协同开放、优化创新要素集聚制度生态、深化学科集群形成区域科创中心,重点发展地域优势明显的高科技湾区,充分统筹国内外优秀资源,打破学科壁垒融合产业发展。